□陳少青(惠州市司法局局長)
  多年來,惠州市努力研究基層實際,探索依法治國理念落地生根。從2009年起試行了村(居)委聘任“法制副主任”工作,2012年將其上升為全市的一項重要工作並推廣實施。目前,886名法制宣傳志願者擔任全市1249個村(居)的“法制副主任”,實現了在基層的全覆蓋。
  “法制副主任”制度歷經“試點探索、全面推行、鞏固提高”三個階段,建立了“黨委主導、法治主題、部門主抓、村居主體、律師主力”的運行機制。201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關心指導下,發起成立“惠州市法制宣傳志願者總隊”,初步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體系。
  通過近幾年的實踐探索,“法制副主任”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用三句話概括:一是依法治國落了地,二是社會治理開了花,三是法治惠民結了果。這項制度已成為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善治之舉的有益探索。在這一探索過程中,我市先後獲評全國“五五”普法先進城市,全國“六五”普法中期先進城市,全國法治城市創建活動先進市。“法制副主任”制度也被評為廣東省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優秀案例獎。
  為了促進“法制副主任”服務能力更加優質,惠州市司法局一方面致力於提高專業律師在“法制副主任”隊伍中的比例,目前,執業律師已占“法制副主任”總數的71%;另一方面,加強對全市“法制副主任”的業務培訓。
  在“法制副主任”制度推進過程中,涌現了一大批熱心公益事業、有社會責任的律師。如卓凡律師事務所的一班年輕律師,熱心社會公益和法治實踐,在擔任法制宣傳志願者的同時,組織編寫了《軟法治國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客觀真實全面地記錄了惠州在這一工作中的探索,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提出了完善村(居)委法律顧問制度的積極建議。
  目前,我們仍在探索提升“法制副主任”工作可持續機制,把自願與相應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結合起來,發動更多的執業律師參與到這一制度的建設中來。如動員新申請執業的實習律師加入“法制副主任”隊伍,並充實到邊遠村(居),將“法制副主任”工作納入其實習工作考核。
  與其他農村支持政策相配合
  □劉茂林(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
  在傳統社會中,農村組織資源和法律資源一般都比較匱乏。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為破解農村法律資源匱乏問題而進行的一種全新嘗試。
  不可否認,由於現代社會法律體系的專業性和複雜性,加之轉型期法律的多變性,以及鄉土社會存留的保守氣質,農村和農民對法律的普遍接受、理性認識乃至信仰認同,必然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僅僅依靠碎片式的自我經驗積累,非但不能達成現代國家建構所預設的目標,恐怕還會出現生產生活方式轉換而引起的不穩定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惠州市多年探索的“法制副主任”制度,作為一種外在的制度資源供給,契合了當下農村轉型過程中極度匱乏的法律資源需求,具有重要價值。它提供了農村獲取法律資源的快捷方式,彌補了法律專業性與農村生活實踐對接的知識空缺,架構了趨於專業和封閉的科層制政府治理與豐富多彩的農村社會現實的溝通橋梁,降低了農民規則選擇不當的風險,節約了因思維方式不對路所衍生的治理成本。
  從2009年開始,惠州就做這個事情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調動了很多政府和社會資源參與到這一工程中。由“法制副主任”的實踐者們編著的《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我們得到了詳盡解答。突出實踐並結合大量細緻的調查以及理論探討,這本書可以為今後進一步推進此項制度提供積極的指導借鑒。
  “法制副主任”是一種制度貢獻,是在村民自治之外由政府提供的制度資源供給,但同時要考慮村民委員會的需求並關照他們的接受程度,只有讓兩者像經濟生活中的供需關係一樣匹配,這個制度才更有生命力。
  “法制副主任”制度所體現的為基層治理輸入專業法律服務的探索精神,應對了城鎮化背景下利益重組的規範化需求,進而以中立姿態搭建政府治理與農村內在秩序的溝通渠道,實現了兩者的內在協調。“法制副主任”制度還應該與其他相關政府資源配置相協調,形成一個協同的制度。建議惠州市委、市政府把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作為一個切入點,把事情做得更系統一點,配套一系列的機制和制度。通過健全配套制度保障,形成與其他農村支持政策的配合。相信“法制副主任”制度一定能夠最大化地發揮積極功效。
  將基層實踐上升為法律規範
  □徐漢明(中南財經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法治化、現代化,含義非常廣,可以界定為是國家治理者、社會協同參與者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依托國家兩法及鄉規民約習俗等,規範有序協調運行的制度系統。
  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兩個目標給我們繪製了改革藍圖和法治建設藍圖。作為廣東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惠州,大膽探索,實現了軟法之治在基層農村實踐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回應了人民群眾對社會治理法制化的新要求、新期待,意義重大。
  長期以來我們形成的鄉規民約、村規民約,公約,家訓家教等一系列軟法體系得不到重視。一段時間硬法至上、硬法代表一切,使基層對社會矛盾衝突、利益糾紛處置、法制意識導引感到很困惑。
  惠州是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法制化實踐第一個吃螃蟹的。“法制副主任”制度的創始有十大價值功能:定分止爭的價值功能、權益保障的價值功能、權益救濟功能、規範軟法功能、法治福利分享功能、社會自治機制創新功能、法律服務機制完善功能、志願者組織機制健全功能、法治工作資源有效整合功能、企業自治機制健全功能。《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為惠州的這一做法作了很好詮釋。
  我們的法律服務過去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是法律資源不夠造成的,還有就是許多矛盾糾紛集中在城區。但是,基層農村社區居民更需要法律服務。因此,四中全會把法律服務的體制機制創新作為一個重大迫切要求。現實情況是,法律服務到不了農村,到不了社區,到不了弱勢群體那裡,有的僅僅做個樣子,惠州的“法制副主任”制度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把法律志願者隊伍建設作為一個社會建設法治化的重大問題對待,惠州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破題。四中全會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建設,作為國家是必須的。但是基層,它的法律資源從哪裡來?惠州讓律師、公檢法司人員以及社會志願者多維主體參與,把優質法律服務資源向農村向社區遷移。這是今後的發展趨勢。
  通過這次書評會,也啟發了我的一些想法。建議把惠州的經驗納入兩法修改的內容,把十大價值功能延伸到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把基層實踐上升到制度,上升到法律規範,真正納入法治體系。
  軟法之治需要專業法律人參與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農村社會分化、利益結構分化,使傳統的以自治為主體的熟人社會治理正在向法治陌生人社會、城市社會、公民社會轉型,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可稱之為半熟人社會,這個“半”的含義很廣,從熟人社會到不熟悉的,從農村到城市,這樣的現狀可能還會持續幾十年時間。
  在這個時期,社會基層治理的複雜性會急劇上升,正因為如此,惠州探索實踐的村(居)“法制副主任”制度意義非常重大。不僅如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隨著全球公共治理的運用,這一制度的成功探索就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是為各地探索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很好樣本。
  《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最可貴的是,擔任“法制副主任”的律師們,通過自己在任職過程中總結的經驗教訓,把“法制副主任”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非常系統、直率地反映了出來,並提出了相應建議,這樣的做法在全國都非常少見。此外,《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還很好總結了“法制副主任”制度與軟法治理的內在關係,進一步提升了這項制度的法理支撐。
  我認為,惠州市律師自願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積極主動參與該制度的設計與實踐,並以社會化的群體身份參與社會治理,以公益化的人力資源參與法治建設,將法治思維融入基層自治,適應了新形勢下基層民主政治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體現了惠州律師的社會擔當和對基層治理的法治思考。軟法之治需要專業法律人的積极參与。
  底層設計對頂層設計的最好回應
  □劉恆(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國建設提出了頂層設計方案,如,如何建設法治中國,如何加強現代國家治理,如何加強基層治理,如何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等等。如何讓國家頂層設計落地,惠州探索的“法制副主任”制度很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基層工作者更清楚當今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所面臨的問題,頂層設計轉化為底層設計,而“法制副主任”的探索恰恰是底層設計對國家頂層設計的最好回應。
  而由擔任“法制副主任”的律師們編撰出版的《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把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很好結合起來,直面現實問題,回答當下問題,值得充分肯定。
  倡導軟法之治有其現實背景。現在強調農村的基層治理,但怎麼治理?我認為,面對基層問題不僅要重視軟法之治,註重鄉村社會的現實需求,而且還要高度關註縱向體制中不理性的轉移行為已經完全超過了村(居)的實際承受能力,所以才導致了權責高度不對等。
  在建設法治中國的過程中,法律從業人員或法律共同體應當有更多的歷史責任感、使命感。惠州律師積极參与“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探索和實踐,正是一種擔當責任和使命的體現。當前,傳統的律師服務已經無法供給和滿足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必須提升服務質量、全面創新服務產品。
  “法制副主任”就是一種新的服務產品,面對基層、農村、社區,政府願意出錢購買你的服務,這不僅是政府的創新,也是法律服務的創新。律師如果僅僅把眼光盯著企業,可能會為法治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但是,如果律師把眼光轉向廣大的農村和社區,就很可能會為法治社會作出貢獻。所以,法律從業人員應當有更多的創新思維,進一步提升自己在法律服務中的競爭力。
  “法制副主任”制度在惠州的五年實踐,儘管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我認為下一步發展過程中,還應當進一步堅持、進一步細化、進一步完善。廣東先行先試,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法制副主任”實踐中得到了很好印證,它的意義價值應當廣為宣傳、發揚光大。
  “法制副主任”抓住了基層治理關鍵
  □徐鬆林(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
  在強調法治中國建設、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惠州市探索推行“法制副主任”制度,應當說是抓住了基層治理的關鍵。
  法治中國建設的落腳點就是要全民知法、守法,而這其中,最主要針對的還是農民和城市外來人口這兩個群體,如果他們知法、守法,他們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中國社會就會是可持續的、穩定發展的。惠州探索推行的村(居)“法制副主任”制度,正是針對這兩個群體的法制宣傳教育以及矛盾糾紛化解,對探索基層依法治理非常有意義。
  惠州推行的“法制副主任”制度,參與的主體是律師,這非常恰當。律師身份中立,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任何一個階層,所以天然適合做村(居)委的“法制副主任”;律師是專業法律工作者,懂法,這一點很重要。有一些志願者也非常樂意擔任“法制副主任”,但是他們不懂法律,也就無從入手。此外,律師又是自由職業者,有一定的時間自由度。廣東有兩萬多律師,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把他們的專業特長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出來,其作用是巨大的。不僅如此,讓律師到鄉村社區看一看基層的實際情況,增加對當今社會現狀的瞭解,也是鍛煉律師增強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一個非常好的組織方法。
  但是,一個制度如果要持續發展,必須對參與各方都有利。“法制副主任”制度能使農村、社區更加穩定,讓村(居)民學法、懂法、講法,政府首先能夠獲益,同時,基層村(居)委和村民、社區居民們也能夠獲益。有專業法律人士去為老百姓代言,替他們維權,而且不用出錢,他們當然有收益。
  那麼,律師收益在什麼地方?如果讓他做“法制副主任”付出時間、耽誤業務,還要倒貼車馬費,能否持久就是個未知數了。而且,如果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律師去做“法制副主任”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村委、居委,還是代表農民、居民?因此,“法制副主任”制度要堅持下去的話,律師的身份一定要中立,如果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出現,不僅村(居)民不信任,將來還有可能出現各種衝突糾紛,從而使“法制副主任”的地位身份陷入尷尬境地。
  因此,雖然“法制副主任”制度有著積極意義,但在實踐過程中還面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準確定位。
  推動基層民主協商不斷前行
  □蔣勤國(惠州市政協副秘書長)
  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是惠州市創造出的一個基層治理的新鮮經驗,契合了當前依法治國的大時代,大背景。總結其實踐經驗的《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的問世和書評會的召開,恰逢其時。
  可以說,《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這本書是一部接地氣,有生氣的出版物。它把依法治國的鄉土實踐升華到理論高度,加上專家學者和惠州數百名村(居)委“法制副主任”的豐富實踐,是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式產生的一個制度成果。
  為什麼說它有生氣?這本書的邏輯結構非常好,既有調研報告,又有理論探討,同時還有制度總結,書中的案例洋溢著鮮活的鄉土氣息。同時,該書用法治思維歸納了“法制副主任”制度的實踐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拓展了法治理論研究的基層視角和視野,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為法治理論研究註入了新鮮的、充滿泥土氣息的內涵和生機。這就是我講的為什麼這本書是有生氣的、不是乾巴巴的學術著作,也不是硬邦邦的理論著作,而是有泥土氣息、有生命力的著作的原因。
  此外,該書第三板塊用鮮活的案例形象展示了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調解基層矛盾糾紛,協調基層利益關係方面的成功案例,具有啟迪人心的作用,有著豐富實踐價值。
  當然,“法制副主任”制度這個新生事務仍然有完善的空間,我認為,可以從協商民主的視角來總結。“法制副主任”肩負著普法、弘法以及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解決基層糾紛的任務,它的很多工作方式體現了協商理念。習近平總書記講過,協商民主不是某一個部門的事,是全社會的事,協商的方式不是某一個主體,而是全社會所有主體都要參與。我覺得“法制副主任”在推動基層民主協商方面也有自己的作為和空間,希望有關部門在完善和進一步升華“法制副主任”制度的同時,可以考慮從這個視角作些探索。
  為優化基層政治生態註入正能量
  □黃文新(惠州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副教授)
  惠州首創的“法制副主任”制度,突破了社會治理局限,降低了社會治理成本,為優化基層社會政治生態註入了強大正能量。
  當前的基層社會,特別是村(居)一級,行政力量、道德力量、規則力量都在大量流失,更談不上法治的力量。比起過去,或者比起城市來,農村社會更像是一盤散沙,一些人甚至無法無天,沒有法律的剛性約束,也沒有道德準則的軟性約束。很多人把什麼都拿來交易,拿來賣錢,包括選舉,這樣的農村社會問題很多,而且它對人心影響很大,對黨委、政府公信力影響也很大。
  村民們解決矛盾糾紛,從“我打你”到“我告你”的改變,說明“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推行正在對農村政治社會生態發生著重大影響,村民們擯棄了用暴力或者用帶有陰暗性質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式,可以在法治思維下解決問題,這是一個巨大轉變。
  當然,“法制副主任”這一角色能不能改變目前農村社會狀態還需繼續觀察,但它畢竟為優化農村社會政治生態註入了一種正能量,正在悄然改變著農村的現狀。
  作為來自本土的觀察者和研究者,我認為,《軟法之治的鄉土實踐——惠州市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制度的源流與嬗變》一書的編撰出版,其意義在於法律學者和從業者在法治中國、法治社會建設當中,社會責任意識的一種自我覺醒,是作者依法治國參與者、實踐者乃至於推動者的角色認知。
  該書特別強調,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應該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自治,需要社會主體多元參與。這樣的觀點,對於當今基層社會治理有著很重要的理論意義。
  值得關註的是,在許多人印象中,律師就是打官司,他的時間不是花在法庭就是準備去法庭上。但是,這本書的律師作者們,不僅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參與“法制副主任”的實踐,還不忘在實踐中總結,從理性和專業角度認識並提煉,這樣的奉獻精神值得學習和推廣。希望通過“法制副主任”這一法治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實踐,能夠對強化村(居)委規則發揮積極而長遠的作用。
  (原標題:探索依法治國在惠州落地生根)
創作者介紹

concept

gh23ghquvj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